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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志士在辛亥革命中的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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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吴越
柏文蔚
孙文手书的“同盟会”十六字纲领
“岳王会”旧址
在辛亥革命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中,我们安徽人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几笔:率先传播革命思想;率先发起革命起义;率先组织革命武装;率先发动讨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直可惊天地,泣鬼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
上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为唤起民众,在海内外开展了大规模的革命宣传活动,安徽人民积极予以响应。早在19世纪末,安徽革命志士朱小璋就在《民报》发表了词意激昂的《安徽讨满洲檄》,在历数清廷罪行之后,呼吁安徽人民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扫荡胡尘,大张挞伐,以立不世之奇功”,“皖人之勋,永与昆仑并峙”。
陈独秀、潘赞化等革命知识分子于1902年春在安庆北门的藏书楼,公开发表演说,进行反帝反清的革命宣传,这是安徽发出革命宣传的第一声。而由陈独秀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安徽俗话报》,当时更是名列全国白话报之首。
枞阳人李光炯、无为人卢仲农等创办的安徽公学,实际上是培养革命人才。当时一些著名的革命志士如陈独秀、刘师培、陶成章、柏文蔚、张伯纯、苏曼殊等都应聘来校任教而云集于芜湖。公学校园里洋溢着浓郁的革命气氛。安徽公学还同东京同盟会总部和上海、南京、安庆、合肥等地革命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影响着其他地方的许多学堂,如安庆的尚志学堂,寿州的蒙养学堂、芍西学堂,桐城的崇实学堂,合肥的城西学堂,使它们也成为宣传革命的阵地。1905年8月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在同盟会成立过程中,安徽革命志士起了重要的作用。
安徽休宁人程家柽就是同盟会的发起者和建盟初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日本先后创办了《国民报》等报刊,积极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了日本,程家柽从东京赶往横滨迎接。他们一起回到东京后,程家柽又不遗余力地说服、促成各革命团体领导人特别是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接着,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起草同盟会会章、宣言以及召开成立大会,程家柽都是核心人物之一。同盟会成立后,程家柽主持外务科工作。同盟会另一位发起人张继曾说:孙中山是革命的倡导者,黄兴是革命的实行者,程家柽是革命的组织者。参与同盟会创建工作的另一位皖籍志士吴旸谷,也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据现有1905年、1906年同盟会会员名册统计,最初两年中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共有950人,其中安徽籍会员有59人,由此可见皖籍志士在同盟会初期的重要地位和贡献。
在参与组建同盟会的同时,皖籍志士还在安徽、江苏等地建立了各种革命团体,其中作用最为显著的是“岳王会”。1905年秋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等在芜湖以安徽公学为基地成立了秘密反清组织岳王会,以“岳飞抵抗辽金,至死不变,吾人须继其志,尽力反清”为宗旨,并订立了会章。辛亥革命中发动新军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也是由岳王会首先开辟的。
辛亥革命前几次震撼全国的义举
1907年至1908年孙中山亲自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就在这同一期间,安庆先后爆发了以徐锡麟领导的巡警学堂起义和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这两次起义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徐锡麟、熊成基两位烈士英名远扬。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7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所作的报告中,都提到这两位英烈的名字。
徐锡麟,浙江绍兴人,家为富商,但毅然投身革命。后筹款捐了一个道台官衔,到安徽任巡警学堂会办,相机起事。1907年4月,徐锡麟回绍兴,与秋瑾相约,皖浙两省同时举行起义。不料起义计划泄露,清廷搜捕革命党人,徐锡麟遂决定提前于7月6日趁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安徽巡抚及其他高级官吏均要到场的机会举义。毕业典礼开始,徐锡麟以进呈学生名册为由接近安徽巡抚恩铭,突然从靴筒中取出双枪,向恩铭射击,恩铭身中7弹,不久毙命,众官员纷纷逃散。徐锡麟率领巡警学堂学生数十人,进占军械所,但很快被清军包围,经过激战,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被捕。审讯时,徐锡麟威武不屈,慷慨陈词,历述自己的革命抱负,当晚从容就义。徐锡麟领导的这次起义,击毙了清廷的封疆大吏,因而引起极大的震动,清廷官吏如同惊弓之鸟,一片惊慌,慈禧闻警后,急命姜桂题加派一营兵马,保护颐和园。
熊成基,江苏甘泉(今江都)人。曾先后加入岳王会和同盟会
后为岳王会安庆分部的主持人。1908年11月,清帝载湉(光绪)和那拉氏(慈禧)先后病死,统治集团处于混乱状态。熊成基及时召集新军中革命党人秘密集会,决定于11月19日晚起事。当晚9时,驻扎在城外的新军炮营和马营1000余人举火为号,冲出营房,杀奔安庆城下。不料安徽巡抚朱家宝早有准备,调集重兵守卫城垣,致使城内革命党人无法接应,城外起义部队只得猛打硬拼,伤亡惨重。经过一昼夜血战,义军腹背受敌,饥寒交迫。熊成基只得下令分两路向庐州方向撤退,后经清军围追堵击,义军被迫遣散。起义失败后,清廷对起义志士进行残酷镇压,遇害者达300余人。熊成基转移到东北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遇难。临刑前他慷慨陈词:“吾愿以一腔热血,浇灌自由之花”,表现了革命者的浩然正气。
这两次起义在江淮大地乃至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安庆民谚:“第一年,徐锡麟;第二年,马炮营;三年后,革命成。”说明这两次起义对于加速革命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前安徽革命志士在省外也进行了许多可歌可泣、影响深远的革命壮举,最杰出的是喋血北京正阳门车站、弹炸清廷五大臣的吴越。吴越,安徽桐城人。1905年清廷玩弄“预备立宪”骗局,并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企图缓和革命气氛,瓦解人民斗志。吴越得悉后,怒火中烧。他决心亲赴车站,弹炸五大臣,同时以身殉国。同年9月23日夜,他妥善地安排了后事,然后从容地怀揣炸弹奔赴正阳门车站,夹在仆人中间,踏上五大臣乘坐的包厢,取出炸弹,燃着引信,正要向车厢内掷去时,不料列车发动,车厢猛烈相撞,炸弹震落地下爆炸。吴越当场牺牲,五大臣中有三个受轻伤。当时正阳门一片混乱,清廷极为震动,影响遍及全国。吴越生前好友马鸿亮曾著文阐述吴越这次革命行动的深远影响:“虽荆轲之匕,力士之锥,未能命中,然已夺祖龙之魄,振志士之气,声闻全国,名振环球。徐烈士锡麟,熊烈士成基,相继起于皖,黄花岗烈士发于粤,武昌义举遂覆清祚,皆此一弹首发其难,有以速之成也。”孙中山为安葬吴越等九烈士的烈士陵园亲题“皖江烈士墓”墓碑,并亲撰祭文。
辛亥革命前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中,江淮子弟有97人参加此役。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公墓中,埋有皖人宋玉琳、石德宽、程良烈士的忠骨。此外,还有皖人倪映典率新军起义于广州、万福华刺卖国清吏王之春于上海、孙毓筠刺端方于南京,均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柏文蔚在全国率先讨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之后,各地纷纷响应,在两个月内就有13个省市宣布独立,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但真正依靠革命武装力量实行光复的为数不多。而寿州由革命党人领导的义军,在光复寿州后,迅速发动农民参军,组建淮上军,然后兵分三路,挥师两淮,转战千里,光复了许多州县,不仅在安徽实现重点突破,推动全省光复,而且在全国为革命党人树立起一面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以革命武装光复河山的旗帜。正因为如此,淮上军领袖张汇滔于1920年被军阀派人在上海暗杀后,孙中山亲题“国魂不死”挽词,以彰其功。
1912年7月柏文蔚接任BV伟德国际体育都督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政策,革除弊蠹,鼎新政治,取得显著政绩。袁世凯在窃踞大总统职位之后,采取诸多倒行逆施的反动举措。面对袁世凯的种种恶行,国民党最终决定武装讨袁,而安徽是首先树起反袁旗帜的省份之一。
1913年7月柏文蔚就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在临淮关设立总部,调兵遣将,准备北伐。在此之前,由柏文蔚授意,以安徽第二旅旅长龚振鹏名义发出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十大罪状,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共同讨伐这个卖国贼。在江西战场打响反袁战争第一枪之后,安徽以张汇滔率领的北路讨袁军从7月中旬起在沿淮一线同袁世凯嫡系倪嗣冲所部进行了血战。但终因倪军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讨袁军处于不利态势。即使如此,讨袁军将士仍奋勇迎战,反复拼杀,有时阵地几次失而复得。7月底黄兴因津浦失利而突然出走,讨袁军面临全线崩溃。安徽安庆、合肥、芜湖等地相继失陷,柏文蔚随同孙中山等出走日本,二次革命失败。这次革命虽然遭到失败,但它是一次以武装斗争形式进行的保卫民主共和的战斗,对于揭露袁世凯反动面目、深入进行民主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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